石牌“另类”教师------蔡兴蓉

　   蔡兴蓉，石牌蔡台人，先后做过铁路工人、石牌高中语文教师、。。府文员、海南翻斗车司机、《教师博览》杂志社编辑、；苏私立学校教师、钟祥市实验高中教师，现在深圳。
                                                                        
      
                                                             我是怎样成为另类的  

                                                          ■蔡兴蓉

       我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终而至于成了所谓“另类”。不久前，市电视台“有话好说”栏目甚至以“另类教师”为题，对我进行了专门介绍。我自己自然知道，“另类”一词，在过去，在现在，总不是什么好称谓。然而，有什么法子呢？按常理，人生在世，总得按左右的看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此这般，既稳妥又快捷，可我偏苦于不能。“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我是谁？我只能是自己脑袋里所想的那些东西，而不可能是别的。“唯人言是瞻”，做不来。法郎士在《生活文学》第一卷的序言里说过：“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教师亦然。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亦即我初执教鞭的那一阵子，我就一言得咎。我说：“各位同学，你们如果真想学好语文，就请记住：多读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一时间，师生哗然。但校，，考虑到我初来乍到，年纪轻轻，尚在可教育之列，就派一老教师帮我，“一帮一”之谓也。现在还记得，那老教师瘦得像小写英文字母“i”，坐在餐桌边，一面往嘴里丢豆子，一面谈语文教学法。都是些千真万确的老生常谈。倒是老教师的最后一句话。听得我如醍醐灌顶：“我二十年不读一本书，还不是年年评先进！”是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按理，语文教师的使命，一是给学生一定的语文知识，二是给学生丰富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前者易于评估，后者难于评估，尽管后者比前者重要的多，这或许正是语文界长期旋转不前的症结所在吧？我于是不但不退，反而更加朝前走。我跟新婚妻子商量：学生的精神太贫苦，不准读书，也无书可读（除了教科书），都高中生了，两个班里竟无一人读过《红楼梦》。太荒唐。是不是先把买家俱的Q拿出来。买些书，以解燃眉之急呢？妻犹豫一会，问是不是收租金，我说不妥，妻又说那也得收押金，以免把书弄丢弄坏，我说行。就这样，我两上宜昌，挑回两担书。在我心里，这不是两担书，而是两担农家肥。——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师在学生的每个学段都施下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化肥，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土壤板结啊！而让课外书籍登堂入室并与教本等量齐观，我以为，是改良土壤的第一要务。
　 “一堂课讲了三篇课文（现代文）！”
　   在关于我的种种争议之中 ，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句，也是我颇欲鼓吹的一句。个中缘由，容我多说几句。一者，在我看，现代文无非是一杯杯业已泡好的茶，让学生自己喝就是了，大可不必奢论茶道。二者，正如有榫子，就得有卯眼，欲使学生博览群书，就得给学生时间保证。三者，我也并非总是“一堂课讲了三篇课文”，多数时候，我是一句不讲的。四者，人一开口说话，就得对听者的耳朵负责，倘使此话不错，则陷在概念之中和题海之间的应试语文派生了多少显性重复和隐性重复——派生了多少“神圣的废话”！当我们用缺少真情实感和文化含金量的语言来随随便便乃至理所当然地取代学生的阅读自由和内心自由的时候，这就是说，整个语文教学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思及此，忧心如焚！　　
       我于是得了个一绰号，叫做：“一年级把关教师”（不让“跟班上”之谓也）。“把关”就“把关”吧！我干脆将“把关”的内容扩而大之：由室内移至室外，由校园移至社会。所以者何？又似乎并不是为了“语文”。尽管，我们知道，世界是联系的世界，譬如你今天打了一个喷嚏，定与前不久的海湾战争有关，或者如杰克·伦敦所说的“一个神经质的女人跟一只见风使舵的船有关”；但是，我们又知道，应试语文要求我们从一朵花里直接看出“之乎者也”，从一只落伍的大雁看出宾语后置，从蜻蜓的尾巴看出破折号的种种妙用，或者从萤火虫的闪烁中看出高考作文的命题走向。呸！《论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得好。而我抽暇与学生们流连于山水之间，仅为一乐字而已矣！或曰：“你这是快乐教育！快乐是最理想的教学状态和舍此无它的教学原则。”过奖。我当时只是看见：应试教育给相当一部分学生带来心灵创伤，促使他们只能在“伪形象”即模式电影和垃圾小说中寻求自慰。伏尔泰说：“我怎能面对别人的苦难而背过身去？”况且“别人”是自己的学生！打着任何名义让学生的心灵蒙上阴影，都是不人道的，从而是不师道的。因此，当，，批评我竟允许男生游泳，允许女生爬树，甚至在晚自X时（暑假补课期间）带全班赏月并请吃雪糕时，我一点儿都不脸红。
　　我于是又得一个绰号，叫做“×××现象”。　　
        推究起来，“现象”之比“把关”，似要少点调侃，而要多点犹豫吧？但也不是什么好词儿。
　　九十年代初，即我连续做了八年的“一年级把关教师”——用同事们的话来说，游了八年“长；”（刘白羽《长；三日》）和登了八年“泰山”（李健吾《雨中登泰山》）之后，我校来了个新校长。新校长也是教语文的，据说还获得过国、省、市等各级荣誉证书和奖章。他有不止一捆的理由，证明我这种“现象”是非杜绝不可的。他在“事先”与，，班子“交换意见”后，通知我改行——教。。治。这个决定促成了我的决定：停薪留职，弃教从商。适逢堂弟买了辆东风牌翻斗车将远赴海南岛“填海”，我也就筹Q买了辆。然后与堂弟一并到了海南岛。椰树、棕榈、凤凰、木棉……初来乍到，我的情思很难进入到异域风景中去；翻斗车在公路上驰骋，我的心也在驰骋，方向却总是指着故乡和学校。两个念头，如一对鸳鸯，并存于我的心中。一个是：我败给了现行教育；一个是，我赢得了我的学生。我知道我一生都忘不了离校前的一幕·……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妻“呀了”一声——全班56个人，一个不少，全来了，几个学生手里提着饺子皮，以及作馅子用的猪肉、韭菜等，说是要为我饯行。房子小，多数学生无处可坐，只好站着。我看大家脸上在笑，眼里却闪着泪花，就玩笑说：“又不是生离S别·······”谁知反而惹得几个女生哭出了声。我鼻子一酸，赶紧跟妻子进了厨房······水开了。我一锅一锅地煮，一碗一碗地盛。妻要帮忙，我不让。几个学生要帮忙，我也不让。我要亲手把一碗碗饺子递到56个学生的手中。过程中，我想起班里有个女生，叫牧艳，回族人，不吃猪肉的，就吩咐妻打两个。。蛋搅了，再绊韭菜做馅。妻笑着说：“你什么时候变得心细了”？其实，一个曾误用无色鞋油洗口的人，哪里就突然“变得心细了”？只是我觉得：我欠学生的。长期以来，正是我的学生们扫淡了我心中的寂寞。当我走向教室，而窗口探出几个张望的脑袋时；当我外出归来，学生们站在楼道栏杆边又笑又叫，争先恐后地与我打招呼时；当山区学生送我一束新采来的故乡的杜鹃花时；当教室里有学生悄悄录下我们的上课实况时；尤其是，当学生们口里间或吐出优美的语言和思想时·····我的心就像春风拂过的湖面，激动而澄明。 “你带过的学生再也不好带了！”常有同事如此喟叹。　　·······
　　光阴荏苒——二年过去了。
　　南国的阳光，早把我的皮肤晒黑，有如冬天的夜晚。生意场上的风风雨雨，洗尽我身上的书卷气，使我眼看就要成为“重利轻别离”的商人了。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小事。” 一天傍晚，我的翻斗车正奔驰在从那大到马井的途中，突然停了。我和司机下车一查，传动轴没了。这可真怪，好比人走着走着路，突然就没了脚。我朝后看去，路上空空的，倒是不远的路边，有几个十六岁左右的小青年在朝我们望。我走拢去，问他们看见我的传动轴没有。不吱声。这就有门。我恳求说：“请帮帮忙吧！你们看，我的车不好在这里过夜吧？”又静了一会，一个青年说：“给我们每人买包烟！”这是勒索，但我说“好”。旁边就有小卖部。又说5块一包的不成，要10块一包的。我再说“好”，换了10块一包的。共6包。之后一青年指了指路沟。我拨开杂草一看，传动轴果然被藏在路沟里······当天夜里，我失眠了，眼前老是幻现着那十二只眼睛：冷漠、狡黠、自私、猥琐。如花的年龄！这样的眼睛！那么，他们是在校学生么？从这里的经济条件看，应该是。马克·吐温说：“多建一所学校，等于少建一所监狱”，未必——如果学校不关注灵魂的话。我于是又忆起二年前的日日子子，并且想：倘使我的学生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也一样“冷漠、狡黠、自私、猥琐”呢？不吧。汪曾琪说得好：“一个看得懂齐白石的画和听得懂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是不大可能搞打砸抢的”。 我的学生还不懂齐白石，也还不懂柴可夫斯基——但是钟情于文学。这应该差不多。
　　徘徊于海岸，看滚滚波涛奔向天边，我心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初始很小，继而越来越大：语文老师的人文素质，决定着全民族的人文素质！一代一代的人从语文老师的手下经过，造就了语文老师特殊的文化枢纽地位。其地位之重要，决非诗人、作家、艺术家和一般社会学家所能相提并论的！
　　噫吁嚱 ！我何错之有？
　　人的命运就是这么蹊跷：一件偶发的小事，往往能擦出思想的火花， 猛地照亮你整个的精神世界，使你明白：自己正走着怎样的路，以及应该走怎样的路。——3年合同期未满，我就廉价处理了翻斗车，就地埋藏了发财梦，提前返回了学校。妻这样致欢迎词：“人好好地回来了，比什么都好。”又说：“你要是不回来，生意场上多了个平庸的商人，教育界少了个优秀的教师”。说得真好。我决定，以后再也不称呼她的全名了。与此同时，学校也很爽快地接纳了我，并且没有坚持要我改行。原因是——据教语文的、获过国、省、市等各级荣誉证书和奖章的校长说——他通过补充调查，发现我的学生考分其实并不赖。
　　文章就要收尾了，请诸君忍耐片刻，容我就此问题再苏噜几句。我发现，甭管你是搞重灵魂的素质教育，还是搞不重灵魂的应试教育（就倾向性而言），学生的考分横竖差不多，正如用棉花做的冬衣和用芦花做的冬衣看上来几无差别一样。其结果是，前者认为“吃力不讨好”，后者认为“不平庸不行”。这很奇怪！事关社稷文化和民族精神，何去何从，还望秃顶教授们去细细思量·······
　　至于我，我怕是要做一辈子“另类”的。

                      《教师博览》杂志执行主编为蔡兴蓉的书《我不再沉默》书写的序！

　　　　　　　　　　                             孤 独 的行者 　　
　                                                  
                                                        ■薛农基
　　
        兴蓉的文集《我不能沉默》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虽然觉得自己可能写不好，但盛情难却，还是应允了。　　
        兴蓉是《教师博览》的老作者，也是《教师博览》的重点作者。自从1999年在《教师博览》上发表教育随笔处女作《教师不可“搏二兔”》以来，常有文章在《教师博览》上刊发。这对一本以文摘为主的刊物来说，并非易事。　　
        兴蓉是位写作态度极为认真的人。他在《教师博览》上发表的许多作品，无论是在素材的选取、 文字的锤炼、篇章的构思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也很见功力。唐代诗人李贺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大多为精品。其母在叙述他的创作过程时说：“是儿呕出心血乃止。”兴蓉的创作，大抵如此。正因如此，他在《教师博览》上所发的每篇文章，都能受到读者的喜爱。　　
        兴蓉的文章受到读者青睐，除了语言功底的出色以及谋篇布局的精妙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的文章，充分反映了一位身处乡村，对教育（尤其是中学语文教育）有着本真而质朴的思考和追求的语文教师的所做所思以及他那真实而不乏残酷的生存环境。通过他的文章，读者们感受到的是一位身处中国教育底层的教育觉醒者对教育的痴情、困惑、思索、追求，还有他那出于高度责任感的艰辛努力和不懈探索，以及随之产生的教育者的纯粹的喜悦和欢乐。　　
        正被许多迷雾所困的中国教育界，意识上清醒并能将清醒意识付诸行动的教师并不多，许多人还仅仅是把教师这一职业视作谋生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兴蓉的思想与行为自然会被许多人视为难以理解的“另类”（兴蓉的好友、作家董玉杰曾形象地称他是“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大音希声的寂寞和锥处囊中的孤独常常与他如影随形，使他身上笼罩着一层“殉道者”式的悲壮色彩。这，不仅是兴蓉的不幸，也是我们教育的不幸，社会的不幸。　　
        虽然就兴蓉所处的一地来看，他是孤独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已经并正在涌现一批和兴蓉一样对现行的“功利教育”深恶痛绝，并正在积极探索、履践教育的本真价值和意义的先行者们。他们是报春的寒梅，是乌云中透出的阳光，昭示着中国教育新的希望。　　
        兴蓉大学读的是工科，但对文史哲却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博闻强记，涉猎极广，知识底蕴丰厚。他的课堂，成为学生们享受“精神盛宴”的场所，本人也受到学生由衷的爱戴。他的这种成长经历，对很多老师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祝兴蓉一路走好！

                              《班主任，，法》的作者平和老师与蔡兴蓉曾有过一面之缘！

　　　　　　                                    南昌印象之蔡兴蓉一瞥
　　　　　　　　　　　　　　　     
                                                             ■平和

         蔡兴蓉曾经有一次给我们讲他的一个学生写他的门牙，写得非常生动。蔡兴蓉的门牙长得有点突出，学生写得也稍微放肆了点，蔡兴蓉却大加赞赏。　　
        在网络上，蔡兴蓉并不是一个有名人物，因为他很少上网。但是在《教师博览》杂志社，他却是赫赫有名的，而且，资历比我们要深很多。他从2000年就开始在《教师博览》上发表文章，而那时，我还是一个从未想过去投稿的普通教师。　　
        叶万；编辑评价说蔡兴蓉是一个怪才。所谓怪才，是才且怪也。蔡兴蓉首先是一个人才。学机械的，却做了高中语文老师，出走过很多次，有一次甚至到海南去开大卡车，终于还是回老家教书，结果教得轰轰烈烈，成了当地的风云人物。省电视台专门给他做专题节目，该节目又获得全国访谈类节目一等奖。这可不是一般人物所能做到的。　　
        蔡兴蓉的怪也许从他的脸上就看的出来。不是他的门牙，而是他的眼神。来南昌之后的第二天，《教师博览》杂志社开作者会，我注意到对面的一位年轻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是在沉思着什么。从外貌上来看，他三十多岁模样，疏着整齐的头发，风格沉稳。可是，从他的眼神中，你会隐约看到一丝不屈不挠的光。　　“我要是没有办法，也不会去做老师。”这是蔡兴蓉在与我们聊天时偶然蹦出来的一句话。当时，我和卫星有些诧异，可是，也没有追问。蔡兴蓉为他的环境所不容，这是我们知道的事实。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我是怎样成为“另类”的》，发表在《教师博览》2004年第3期上。坦率地说，他的许多做法，在我的眼里，虽有些不符常规，但远非另类。我理解他说那句话时的痛苦。他很孤独，找不到志同道合者，即使在当地成了名人，也遭人歧视，被看做异类。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一个人很难显得平和，能做到像他那样的优雅，已经殊为不易了。　　
        “孤独？你以为我们不孤独吗？”我这样反问蔡兴蓉，“在我们自己单位，能坐在一起侃教育理念的人也不多的。所以，只有上网。不孤独，谁上网？” 　　
        蔡兴蓉说读我的文章感觉很从容，我却要说他的文章让我感觉压抑。不但读他的文章，连与他谈话我都有点压抑。我不知卫星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可是，蔡兴蓉似乎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他讲起话来，倒是不紧不慢，满从容的。语文课不按教参上，有些课文自己觉得不好，就不上，这些令当地老师瞠目结舌的做法，我们丝毫不讶异。“有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偏离了方向。”他这样说。“所以你要多跟我们沟通啊，”我说，“沟通可以让你更加确认自己的坐标。”我们劝蔡兴蓉上网，上教育论坛，这样，他可以和更多的人沟通，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蔡兴蓉读过很多书，作为工科出身的语文教师，他的语文素养完全来自于自己的爱好。可是我以为，真正的语文老师就是应该像他这样的。也许我们太X惯于一个语文老师自己并不怎么喜欢语文，很少阅读、很少思考、很少写作，只会凭一本教材、一本教参、一本X题集连同答案去教语文，与蔡兴蓉相比，究竟谁又是真正的不正常呢？　　
       即使去沿海，蔡兴蓉依旧是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生活在偏僻的内地，也成长于斯。和我们相比，他的孤独更有些悲壮的味道。我们应该觉得幸福，至少，我们不需要和世俗与生活抗争。　　我想说一些安慰蔡兴蓉的话，可是，终究觉得感觉不对。我又凭什么安慰他？蔡兴蓉是生活的强者，我们应该向他学X。　　
        从南昌回来，我仍旧有些悲哀。不是为蔡兴蓉，而是为我们的教育，让蔡兴蓉这样出类拔萃的老师，却眼含不屈的光，成为另类，而悲哀。

                                      一个语文老师眼中的蔡兴蓉
                                                            
                                                            ■本市某高中一语文老师

        一个人要是与众不同就会进入传奇人物的行列。 蔡兴容与众不同。因此，蔡兴蓉的传闻就特别多。
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传闻。
        传闻一：他原来是在铁路上工作，并不是师范专业毕业。可他偏偏想教书。有志者事竟成。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安排在一所镇高中教书。他的第一节课就引来了专家、，，和老师们的注意。大概是大家都想知道这位“旁门左道”究竟有什么“邪门武功”。听课的老师和学生塞满了整个教室。这是蔡兴蓉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开讲了。15分钟后，他突然挟着课本离开了教室。听课的学生和老师静静地等待着。教师里静得出奇。大家面面相觑，莫名其妙。30分钟过去，下课的铃声把老师们从教室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蔡兴蓉在办公室悠闲地看着书。有人奇怪地问：“你怎么没上完课就走了？”蔡兴容莫名其妙，他反问道：“我不是已经讲完了吗？”......
        传闻二：他给学生上《雨中登泰山》。“你们去过泰山吗？”他问学生。“没有——”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很遗憾。我也没去过。”他合上书，“这一课就不用讲了。你们自己看书。” 他给学生上《长；三峡》。“你们游过三峡吗？”他问学生。 “没有——”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很遗憾。我也没有。”他合上书，“这一课就不用讲了。你们自己看书。”
        传闻三：他跟家门哥哥蔡兴茂的女儿恋爱，亲友们都反对。他却坚定不移。大家犟他不过，只好作罢。他给哥哥蔡兴茂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兴茂哥：你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尊敬地叫您一声岳父大人......”
        事不过三。蔡兴蓉的传闻在古镇几乎家喻户晓，我不想过多地列举。我也不想写一部《蔡兴蓉滑稽列传》，只不过是想把我眼中的蔡兴蓉告诉给那些还不甚了解或误解他的人。
        我后来得知，他喜爱文学，在大报小报大刊小刊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他被调到镇里给镇长当秘书。每逢下乡，他都带着小本本，记下农夫农妇的笑话或民间俚语。他给镇长写的材料，镇长总是看不懂，也不满意。他对镇长的修改意见又总是嗤之以鼻。镇长犟他不过，只好把他又送到学校。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总是想见到他。但一直无缘。
        终于，我在报刊上看到了他的两个作品——《门牙》和《幺爸》。他的作品淳朴中有一种很深的底蕴，平实中给人以隽永。我觉得他仿佛是从沙漠走过来的人，表面上精疲力竭，内心却顽强得要命；又仿佛是从深山里走出来的人，看起来对一切都陌生，其实内心丰富得惊人。我总想见到他。但却感到赧然。
        我终于见到了他。
        高三“5.21”统考集体阅卷，我们都分到了作文组。我便见到了他。他很普通，普通的像一个农民。他一开口说话，就露出了那颗“门牙”，我就想到他的《门牙》，我就想笑。他一开口说话，就给人以幽默、豁达、超凡脱俗的感觉。我们的交谈，以他为主，我就像一个采访的记者。随着他坦诚而意蕴深远的话语，我渐渐走进了他深邃而广阔的内心世界。
        ▲你近来又有哪些新作？
        ■坦率的说，我每个月都有作品发表。但精品较少。
        ▲你的作品我看的不多，看过的都觉得很有味。我觉得你很善于思考。
        ■我确实喜欢考虑一些问题。有时脑袋里同时装好几个东西，哪一个先成熟，就先写哪一个。就象怀胎，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就先分娩。最近《教师博览》上发了我的一篇东西，叫做《走碎步的蝴蝶》。小时候，有一回我抓到了一只蝴蝶，我掐掉了它的几个翅膀。蝴蝶飞不起来了，只能在地上走，而且只能走碎步。一只蚂蚁发现了蝴蝶，迅速跑了过来。蝴蝶便与蚂蚁搏斗起来……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语文教育，想到了语文老师。我觉得语文老师处在应试教育的尴尬境地，就像这只走碎步的蝴蝶......
        ▲你读过屠格列夫的《麻雀》吗？你让我想起了《麻雀》。
        ■没有。
        ▲你很善于将自己的情感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而且能给人以哲理的思考。
        ■形式也很重要。有时候即使想好了，也未必就能表达出来。这样也很苦恼。比如我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喝醉酒的人撞到了水泥电线杆，他以为是别人拦住了他的去路，便用手打，他的手自然要被打痛。他便愤怒地说，好啊你还敢还手！他醉倒在地，还SS抱住电线杆，不让对手离开。这时引来许多围观者，在别人的劝慰下，他终于离开，临走时还指着电线杆，许下价Q......我一直把这当成“反映了国民弱点”来思考的。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表现形式。
        ▲ 钟祥文艺界，你佩服那些人？
        ■我觉得钟祥写东西的人很多，但缺少“重量级”。胡集有一个农民，写了不少，已得过几个大奖。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耕田的时候，牛在喘气，我也在喘气。”他是用血在写作。他的人格是诗化的人格。
        ▲ 你让我想到了余华的《活着》。富贵叫“富贵”，牛也叫“富贵”。富贵即牛，牛即富贵。
        ■我很喜欢跟你交谈，我很久没这么交谈了。你说的这些书，我都没机会看。我业余大部分时间是在下围棋。高兴的时候便下棋，不高兴的时候便写作。我在最烦恼的时候，出去做了两年生意。记得我在西南大学门口卖豆腐，每天就是跟大学生下棋。我居然未遇到对手。大学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卖豆腐的，他们感到很惊奇。他们后来就叫我讲围棋，每个宿舍都讲，我当时很是得意。我从围棋的历史、围棋与道学、围棋与周易，一直讲到围棋与现代科学、围棋与人生。那两年，虽说做生意亏了本，但过得很愉快......
        ▲你讲《雨中登泰山》是说过那些话吗？
        ■没有。中国人喜欢编故事。不过，我对课本从来就不感兴趣，往往一个月时间我就把一本书上完了，这倒是事实。我留给学生大部分时间是看书，看课外书籍。我常对学生说，我不能交给你们什么东西，唯一的就是要让你们学会博览群书。有一次，我把自己的藏书送给学生，大约送了3000多元的书。就连妻子都不能理解。
        ▲学生一定很喜欢你。
        ■是的。我们是三流学校，学生成绩都很差，我常为他们感到不平。他们也是人，为什么社会要这样对待他们？事实上他们都很有个性，都很有前途。是我们的教育有弊端，我们偏要将辣椒的苗儿按西红柿来培养，结果当然结不了西红柿，你能责怪辣椒吗？我觉得学生喜欢我，主要是我分清了那些是辣椒，那些是西红柿。我从不为难他们。新学期开始，我又带别的班级去了，原来的学生便很伤心，甚至罢课。......
        ▲也许你的教学才是语文的真。
        ■我是不受欢迎的。一般人都把我当成怪物。我教书已经二十多年了，没有当过一回先进，连镇级的先进都没当过。我现在还是中学二级。评职的时候，我一接触那些表格，心里就烦，就觉得很无聊，我就放弃。
        ▲你确实很特别。希望能够经常和你交流。
        ■我相信我们今后见面的机会会很多......

        
                                                                     行走在教育的边缘
　　　　　　　　　　　　　　　     
                                                         ■某杂志社编辑


         知道有蔡兴蓉这么个人，是在2008年的9月份，我来某编辑部做编辑，无意中看到杂志上有一个编辑叫蔡兴蓉。看名字，想像是个女生。大概年龄不大吧，因为他来编辑部的时间并不长。编辑部里的人我都一一熟悉了，可就是没见到蔡兴蓉编辑。我想，有时间应向蔡学X去，但找遍了整个期刊社，查无此人。慕名之下，问了相关人，方知他是男人，而且有那么一小把的年龄，他已离开了编辑部，南下了。不敢多问，因为有人说他是个“怪人”。我最怕“怪人”，虽然觉得自己也有点“怪”。
        但我还是对他的“怪”有那么一点兴趣，工作之余，总想了解一下他是何种的“怪”。我没有在网上搜索的X惯，更认为他可能是个很不为人知晓一个编辑，如我。一个小小的隐私就搁置在心里。
        2009年春的某日，我在看某杂志上偶然翻到《行走在教育的边缘》一文，蔡兴蓉在我心中便有个大致的轮廓——半个饱受争议的教书匠。半个教书匠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教育边缘人”。
        爱好文学使他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文学是个怪东西，谁沾上了文学，谁就会沾上“怪气”。他的特立独行不仅是由于他有一些非主流的想法，而更多是因为沾上了文学的“怪气”。传统的语文教学是教学生如何考高分，这与文学素质没有多大的关系。用文学的怪气来挑战传统的语文教学，蔡兴蓉的“怪”就日益彰显。使他改教。。治，不仅是学校对他的不满，也可能是整个教育体制在对这种“怪人”的围剿。
         老师是个古怪的群体，大家平时都吵着体制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可是一旦听说要被体制踢出去时，又会两股战战。蔡兴蓉两度离开自己最开始呆着的学校，一次是去海南赚钞票；另一次是出来做编辑后又去广东谋生活。第二次，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他原来的单位，但体制已经不再收留他了。尽管文字中没有透露他的后悔，但他还是说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按他的意思，体制内的老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再推一下，他连“老师”都做不成了。
        一个在教育界饱受争议的人，一旦离开了教育，就像鱼儿离开了 水。真的是这回事吗？  尽管在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还是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笑了，这笑是因忍不住才笑的。
        做老师并不一定是在做教育。教师很多时候就是机器，是由身外的电脑芯片控制的机器。机器做教育就是在做流水线，做出来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产品。现代的中国好像没有教育。
        蔡兴蓉只能说自己行走在教育的边缘。

                                            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
                                                      
                                                           ■《武汉晚报》

        他可以在教学楼前当着千余师生为学生放声大哭，他可以面对刁钻的试题毅然撕掉试卷，他可以在课堂放大片播名曲……他是钟祥教育界的一位“另类”教师他10多年来坚持不懈推行自己的教学方 式，自称是用“指南针的意志和刚铺上路面的沥青的热情”坚持理想因为被认为不合时宜，他教书20多年没有当过一回先进，两度从任教学校“出走”   
         
        “我们的教育太功利”    
   
           蔡兴蓉又要出走了。下学期，他将“逃”往；苏，新东家是一所改制的名校，兴许可以容他“折腾”。        十多年来，这位钟祥著名的“癫师”，坚持不懈反应试教育，轰轰烈烈，成为教育界风云人物，然而他推行的“实验”却一再受挫———不是教学效果，而是为环境所不容。        近日，记者在钟祥见到蔡兴蓉时，他正处在“很深的疲倦”中，“有很多话想说”，但一开口又不知从何说起，叹一口气，蹦出一句话：我们的教育太功利！

          毅然撕掉刁钻试卷       

          在钟祥，蔡兴蓉很出名。他的教学故事，经人们口口相传越来越像传奇，多年来民间流传着他的“猛料”：        譬如传说有一次他上公开课，15分钟就“讲完了”，撇下一屋子专家、，，大眼瞪小眼；譬如传说他以“光速”上现代文，一节课可以“嗖嗖”地过它个三五篇。        以下是他真实的“出格”行为：他可以在教学楼前当着千余师生，为学生饱受践蹋的尊严放声大哭；他可以面对刁钻的试题，毅然撕掉试卷，将考试变成演讲赛；他可以在课堂放大片播名曲……        蔡兴蓉主张，老师的第一要务是给学生幸福，为此他不理会世俗惊讶的目光。早在1985年他刚当上语文老师时，就对学生说：“如果真想学好语文，就请记住：多读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此言一出，师生哗然，他也从此正式迈入“另类”的。。。
        
        上课有时不讲一个字       
  
        蔡兴蓉的课堂有几大怪。比如他允许学生上课读小说。他认为，说教对于高中生无益，关键是人文滋养和感悟，课本只是群书中的一书，他给学生买回两担中外名著，让他们课堂内读，他管这叫农家肥，是为改良土壤。        他上课有时只讲一个字：讲情，讲才，讲趣，他说“这样才像话”；有时则一个字也不讲，腾出时间让学生博览群书，“自由地听歌德谈话，陪卢梭散步”。        他也不把教室当教室：他的课常常设在小巷、古渡口、桥头、河畔。曾有一次，他带全班学生到汉水踏青，船到水。。，学校派了个老师追来，在岸边大呼“回来”，而蔡一脸无辜地问学生：“我没听见，你们听见没有？”“没有！”学生整齐快乐地答道。        这是蔡兴蓉的“快乐教学法”。他自称是“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教师”，他对“功利教育”深恶痛绝。他说，语文教学应注重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他说，语文老师的人文素质，决定着全民族的人文素质。
     
         失去讲台去开翻斗车      
  
        对应试教育，很多人都有想法，但高考当前，有哪位家长情愿拿子女的前途命运作实验？对于这一点，蔡兴蓉明知如此却从不妥协，他说，他是用“指南针的意志和刚铺上路面的沥青的热情”坚持理想。所以，不合时宜的他，在教育界有一个名号：在大街上走猫步的人。        能理解他的人太少了，他回忆起学校成立专班收缴班上学生的名著，校长一次次找他谈话，家长对他不理解的议论，还有多年来受排挤和如影随形的孤独……        教书20多年了，蔡兴蓉没有当过一回先进，曾连续8年是“一年级把关老师”———学校怕他带毕业班有“闪失”，只让他在一年级或慢班“闹”。他曾赌气证明自己，抓了三年应试教育，但校，，正准备将他作为转差成功的典型大树特树时，他很快放弃了，接着继续走他的路。         ，，们于是作出决定，如果他要一意孤行，就剥夺他上讲台的权力。据说，他“差不多用指甲思索了五秒钟就作出了决定”：不能违背良知。他失去了讲台，只好去学开车，1993年举债10万元买了辆翻斗车，到海南填海去也。
         
         孤独教师不愿沉默    
  
        “真的灰心了，想放弃，但我忘不了我的学生。”蔡兴蓉说，在开翻斗车的日子里，他想起学生的集体“上书”，他们写在黑板上“留下蔡老师”的大字，临行前全班学生为他包的饺子……        两年后，蔡兴蓉返回学校，虽然环境一如从前，但他在另类的路上“变本加厉”。2002年，蔡再次出走，来到武汉一所私立学校，终于还是败了，校长指着高考时间表，将他别出心裁的教学形式说成是“花架子”。后来，他辗转被钟祥实验中学收留，仍我行我素。         与孤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蔡兴蓉的名气越来越大。除了大量文章发表在全国有影响的教育期刊上，日前又出版了22万字的教学专著《我不能沉默》，蔡兴蓉变成一个话题，引发教育界的关注。
     
          [众评蔡兴蓉]    
     
         同事张峰：
         我以前是他的学生，现在也是一名教师了，蔡老师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人。我记得他以前常说一句话：菌子没有了，但是菌子的香味还留在空气中。他是指美好的事物一定有美好的影响，尽管这影响暂时或许觉察不出来。我以为，真的教育，正是这种“暂时或许觉察不出来的”“美好的影响”。同事潘大洋：         蔡老师班上的升学率其实还不错，尤其是学生的作文，是高考强项。但他的教学方式现在的确得不到多数家长的认可，学校很多老师私下里都说，他更适合去教大学生。
       《教育在线》论坛网友sunny：       
        蔡兴蓉的教学方式在中国还是太超前了，除非我们的高考体制、人才评价标准能从根本上改变。
       《教师博览》杂志执行主编薛农基：       
        就蔡兴蓉所处的一地来看，他是孤独的，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已经并正在涌现一批和兴蓉一样对现行“功利教育”深恶痛绝，并正在积极探索、履践教育的本真价值和意义的先行者们。他们是报春的寒梅，是乌云中透出的阳光，昭示着中国教育新的希望。

知道有蔡兴蓉这么个人，是在2008年的9月份，我来某编辑部做编辑，无意中看到杂志上有一个编辑叫蔡兴蓉。看名字，想像是个女生。大概年龄不大吧，因为他来编辑部的时间并不长。编辑部里的人我都一一熟悉了，可就是没见到蔡兴蓉编辑。我想，有时间应向蔡学X去，但找遍了整个期刊社，查无此人。慕名之下，问了相关人，方知他是男人，而且有那么一小把的年龄，他已离开了编辑部，南下了。不敢多问，因为有人说他是个“怪人”。我最怕“怪人”，虽然觉得自己也有点“怪”。
        但我还是对他的“怪”有那么一点兴趣，工作之余，总想了解一下他是何种的“怪”。我没有在网上搜索的X惯，更认为他可能是个很不为人知晓一个编辑，如我。一个小小的隐私就搁置在心里。
        2009年春的某日，我在看某杂志上偶然翻到《行走在教育的边缘》一文，蔡兴蓉在我心中便有个大致的轮廓——半个饱受争议的教书匠。半个教书匠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教育边缘人”。
        爱好文学使他做了一名语文老师。文学是个怪东西，谁沾上了文学，谁就会沾上“怪气”。他的特立独行不仅是由于他有一些非主流的想法，而更多是因为沾上了文学的“怪气”。传统的语文教学是教学生如何考高分，这与文学素质没有多大的关系。用文学的怪气来挑战传统的语文教学，蔡兴蓉的“怪”就日益彰显。使他改教。。治，不仅是学校对他的不满，也可能是整个教育体制在对这种“怪人”的围剿。
        老师是个古怪的群体，大家平时都吵着体制是如何如何的不好，可是一旦听说要被体制踢出去时，又会两股战战。蔡兴蓉两度离开自己最开始呆着的学校，一次是去海南赚钞票；另一次是出来做编辑后又去广东谋生活。第二次，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他原来的单位，但体制已经不再收留他了。尽管文字中没有透露他的后悔，但他还是说了，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了。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按他的意思，体制内的老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再推一下，他连“老师”都做不成了。
        一个在教育界饱受争议的人，一旦离开了教育，就像鱼儿离开了 水。真的是这回事吗？
        尽管在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还是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笑了，这笑是因忍不住才笑的。
        做老师并不一定是在做教育。教师很多时候就是机器，是由身外的电脑芯片控制的机器。机器做教育就是在做流水线，做出来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产品。现代的中国好像没有教育。
        蔡兴蓉只能说自己行走在教育的边缘。

[s:7]

蔡兴蓉是值得所有教师特别是语文老师佩服的，作为石牌一个平庸老师，我和他曾经有过十多年前的“一面”，但他透视现实虚浮的敏锐目光和幽默精妙的睿智语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观看他的博客，探听他的信息。从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曾经徘徊在学校池塘边那根苦楝树下的他，经历过“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的困扰的他，现在正穿越“边沿”。
        深深的遥祝！

有多少人还在徘徊啊，放得下的人不多

知人莫如文，多看看蔡老师的文章！[s:55]